喬羽的博客

今年年初發生的蔡衍明先生華郵專訪事件，方初告平息，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因蔡先生旗下旺中寬頻計劃斥資760億元併購中嘉網路公司，被台灣部分學者及媒體擔心將造成「言論壟斷」，令NCC舉棋不定，該併購計劃遂一再延宕。蔡先生的遭遇，實際上與馬總統及國民黨的整體政策密切相關。

台灣部分人士對蔡衍明的狐疑，顯然是因為其在大陸有巨額投資，毋庸諱言，蔡先生與中共官方必然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，否則，他在大陸如此龐大的生意如何運作自如？但因如此，就貿然給蔡先生戴上「紅頂商人」的大帽，亦為不妥。若蔡先生染紅，則在大陸投資的數十萬台商個個都有赤化的嫌疑。非蔡衍明自願與中共官場多方結交，只因大陸目前的專政制度，令商人不得不然。其錯，乃大陸政經制度之錯，非商人之罪。難道，在大陸投資的美歐日各國商人，皆有出賣本國利益，染紅的嫌疑？

中國國民黨如果沒有了三民主義，也就不成其為國民黨；國民黨如果不承認自己是中國的政黨，世上也就不存在中國國民黨。

一、中國

馬政府在下一任期，應立刻將文史地教科書中，與中華民國憲法相違背的內容予以修正；並立法阻止在下次政黨輪替後，新的執政黨再次在教科書中植入台獨理念。

馬英九在5·20演講中，應明確說明中華民國是不是中國？國民黨黨員及中華民國全體國民是不是中國人？如果連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勇氣都已喪失，那麼即使馬英九在5·20演講及稍後的國情報告中說的天花亂墜，也改變不了其人其黨已喪失國格、民族文化道統的本質。

今年3月5日，溫家寶在人大會議表示，2012年大陸教育支出將達到2兆1984.63億元人民幣，1993年所提出的占GDP比例4%目標，將於今年實現。溫的講話在大陸官媒立即得到響應，認為「這體現了黨和國家關注民生、振興發展教育的堅定決心」。

中國大陸對於教育的重視程度的真實現狀是怎樣呢？首先，4%是目前世界上的最低標準，現行國際平均水準為6%，如果說我們低於美國、日本、韓國的7%以上，尚能理解，但面對印度的7.1%也可振振有辭嗎？實際上，哥倫比亞、古巴、約旦、秘魯等經濟落後國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為5.6%，遠超過中國大陸，當今世界大部分貧困國家包括非洲的均值都已在4%以上。在中國、俄羅斯、巴西、印度、南非這個所謂「金磚國家俱樂部」中，

在南京鐘山南麓、紫霞湖東岸，中山陵和明孝陵之間，坐落著一座方亭，曰「正氣亭」（意為養天地正氣，法古今完人）。熟悉南京掌故的人都知道，蔣介石於1946年12月選定此地為自己身後的棲身之地，該亭於次年12月建成。「正氣亭」之匾額及楹聯「浩氣遠連忠烈塔，紫霞籠罩寶珠峰」均由蔣介石親題，落款「民國三十六年九月蔣氏中正」；並由立法院院長孫科撰寫《正氣亭記》，以為標識。直至今日，「正氣亭」仍然靜靜的躺在紫霞湖畔，等待主人的歸來，惟亭中的青天白日圖案格外醒目。蔣介石選擇此處因其畢生以孫中山的學生和信徒自居，希望死後亦能守望孫總理。

1975年4月5日，遵照蔣公生前要回葬南京鐘山的意願，在其病逝當晚，蔣經國與宋美齡商量後，決定將其靈柩暫厝於慈湖，以待將來歸葬於南京。

自連戰2005年首訪大陸以來，「互信」這個詞彙便頻頻被兩岸學術界、輿論界的專家們提及，每每言及總是對兩岸當局間缺乏互信充滿遺憾，似乎應彼此信任對方才是王道。

互信分為軍事互信、政治互信兩種。在軍事上，雖然尚未簽立「兩岸軍事互信協議」，但實際上，兩岸現狀已比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國家間簽訂的《互不侵犯條約》都更值得信任。台北政權還有意反攻大陸，已成為往事；而只要地球上沒有「台灣共和國」的出現，北京政權亦絕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，以武力犯台。因為不僅台灣人民不答應，包括大陸多數人民在內的全球華人都不會諒解。中共當局絕不致玩火自焚，在極端現象未出現的情勢下輕舉妄動。

至於在東南沿海，

今年2月，郝柏村將軍因史地教科書問題引起的風波，中華民國教育部門表示將組織重新審核，以避免「違憲」問題的出現。而馬政府執政四年來的不作為，也引起統派人士的不滿。

教科書是否立即整改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：即使本屆政府如郝柏村所願，修正了教科書中的違憲部分；而四年後，若綠營上台執政，再將教科書更正回之前版本，你又將如何？難道中華民國的教科書就在無休止的互相攻擊、譴責中長此反復下去嗎？

任誰都知道，國家的未來根本在於教育，難道國家的教科書就因此成為一種工具，而視若兒戲嗎？為免此種亂象的發生，要解決中華民國的史地教科書問題，只有立法對於任何人的公開違憲行為都應予以懲戒。否則，將永無寧日。

現今大陸雖然銀行眾多，而其中發源於中華民國時期（1949年前）的僅有兩家，它們是中國銀行、交通銀行。不知是歷史的巧合，還是有意為之，今年2月1日，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核准大陸中、交兩行赴台開設分行，回首兩行與中華民國的百年歷史淵源實是令人百感交集，而就在2月5日，大陸中國銀行、台灣兆豐銀行實際上都恰好步入建行一百週年。

交通銀行

1908年3月，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交通銀行；1928年，國民革命軍光復平津，交行總行由北平遷往上海，其後與中央銀行、中國銀行一起成為發鈔行，承擔央行職責。